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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贫困地区妇女权益的保障问题研究

绿春县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南部，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接壤，是我国哈尼族的重要聚居地之一，哈尼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3.6%，此外还居住着彝、瑶、傣、拉祜等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8%。绿春县辖区原分属元阳、红河、金平等县，由于地处元江南岸横断山区，地理位置偏僻，加之历代统治者对此地都不甚重视，绿春社会发展处于较低的水平[2]。1958年，国务院批准以红河州六村办事处为主体，划并周边各县的部分辖区，成立了绿春县。由于原有的基础薄弱，绿春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属全国一百四十一个特困县之一，是一个典型的边疆民族贫困县。大兴镇是绿春县政府驻地，全县的工商业部门大都集中于该镇，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优于其它各乡镇；牛孔乡距离县城37公里，居住着哈尼、彝、瑶、拉祜等民族，人口28584人，97年全乡财政收入21万元，是云南506个扶贫攻坚乡之一，人民生活非常贫困。

新中国建立前，绿春经济一直以农业为主，辅之以不脱离农业的畜牧、副业，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生产目的。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绿春的产业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注重林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并有了一些如茶厂、铁合金厂等轻工业。据我们调查，当前绿春经济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总体水平较为落后。1997年绿春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51元，大大低于云南省3996元的平均水平，地方财政收入598万元，财政支出6304万元，财政自给率仅为9.49%，牛孔乡97年人均收入344元，人均口粮265公斤，许多家庭都在贫困线上下挣扎。刀耕火种在部分边远高寒山区依旧是主要的生产方式，甚至有的地区至今还要以狩猎为重要生活来源。即便是在经济林木的种植方面，生产技术也相当落后，97年全县茶园面积4886.2亩，而较差和放荒的就有2014.5亩。第二，经济发展迅速，但不够稳定。1997年绿春县国内生产总值较1996年提高了16.5%，高于云南省9%的发展速度，农民人均收入则提高了13.92%，比云南省11.88%的数字高，但与此同时绿春工业生产总值却下降了5.18%。第三，市场经济规模小、水平低。绿春现有乡镇企业20户，其中8户是基于个体经济发展起来的小型雇工企业，集体性质的只有11户；而1941户个体经济中，1704户从事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只有237户从事制造、建筑等技术和管理水平要求较高的行业，从事批发零售和餐饮业的1704户1997年商品销售总额为2352万元，还不及大城市的一家中等综合商场一年的营业额。第四，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大兴和牛孔比较：96年，县城所在地大兴人均纯收入408元，牛孔则为304元；1997年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大兴为2118万元，牛孔则为206万元；大兴96年财政收入134万元，牛孔则仅有40万元。

者俄是村公所驻地，全寨72户都是世居的哈尼族，有较长的村史。者俄处在一种已经渗入了商品因素的半自然经济状态中。大部分村民都种植有茶叶、香茅草等经济作物，这些作物的管理和收获基本都由妇女完成（哈尼族农活分有男活和女活，男活主要是犁地和耕田、耙田，其它农活由妇女负责，一位哈尼妇女说：“只有男人不干的活，没有女人不干的活”）。但妇女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没有与他们的在社区和家庭中的地位成正比，特别是象者俄这样具有较长历史的村寨，传统观念依旧控制着人们的思维，我们在者俄调查的七户人家中，只有两家在购买大件物品或盖房子时征求妇女的意见，而在需要借钱时，没有一家由妇女出面借钱。洛瓦距县城约两公里，是绿春最富裕的自然村，69户人家都住上了瓦房，有了一些万元户甚至十万元户。由于家庭收入的提高和与外界接触的增多，女权受保障程度总体上较高。妇女在社区中的受教育程度、参政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有所提高。但相对于本村的男性而言，妇女仍处于较低的地位。这是因为妇女在家庭中的分工依然是传统的田间管理以及家务劳动，男性则转而从事建筑、运输、工商贸易等新的行业，而这些正是经济发展的生长点。男子仍是家庭收入的主要创造者，是家庭的＂主人＂。

1、“生存权”是众多妇女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

生存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女权也不例外。绿春的许多家庭尚未解决温饱，妇女的生存权问题更凸显出来。以者俄村公所为例，截止98年，610户人家中尚有155户是“双缺户”（缺乏维系基本生活的粮食和钱币），占总户数的25.4%。在这些贫困家庭中，妇女生产、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吃饭”问题，根本没有条件考虑国家法律所规定的其它各种权利。我们访问一位“双缺户”的女主人时，她总是回答“没饭吃，说不清”，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由于基本的生存权得不到保障，妇女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许多权益。据问卷结果统计，虽然在大部份人（86.4%）观念中，女孩应和男孩一起读书，而且现在绝大多数家长（94%）希望女孩尽量读书，但有限的家庭经济能力依然是女孩读书的最大障碍（57.7%），女孩到十多岁（54.8%）的时候就不得不成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由于土地缺乏和单产量低，很多父母都希望女儿及早出嫁以减轻负担，这就成为女性早婚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调查的已婚哈尼妇女中，20岁以前结婚的占61.5%，而男性在22岁以前结婚的只有36%。由于贫困，妇女的劳动技术水平、劳动环境状况都很差，她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许多贫困家庭中妇女甚至在怀孕及产后都要干重体力劳动，女性结婚和生育年龄偏低，生育健康得不到保障。贫困本身成为保障妇女权益的重大障碍。

2、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哈尼妇女在家庭中实际享有的财产和人身权利较之国家法律规定的应然状态相差甚远。

哈尼族是一个父系制度发展较完备的民族，妇女处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她们的财产和人身权利都附庸在男性身上。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地位有所提高，但传统观念仍身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精神。据我们调查，哈尼族社会的基本单位仍是父权制的个体家庭，妇女婚后一般从夫居，男性长者总揽一切大权，妇女没有财产支配权。家庭联产承包推行时，把妇女作为家庭的平等主体看待，与男性一样分到了责任田和口粮田，但由于家庭的“主人”是丈夫的观念影响，纳入家庭财产中的妇女的田地实际成为丈夫财产的一部分。就是家庭破裂后，妇女仍得不到属于自己的部分。按照哈尼风俗，如果男方先提出离婚，妇女仅可得到男方过去所出的彩礼钱，如果女方先提出离婚则一点财产也不能得到。在哈尼族的观念中，女孩从生下的第一天起，就是“为别人家养的”，不能继承父母的任何财产（问及出嫁的女儿是否有权继承财产时，80.4%的人回答无权继承）。结婚时，男方承担所有的费用并要给女方“彩礼钱”，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妇女自己作为“物权”被“转移”到丈夫的名下。出嫁以后，妇女并没有掌握家庭财产的支配权，据问卷结果统计，家里盖房子或购买贵重物品由丈夫决定的占45.5%，妻子决定的仅占15.2%；在集市上出售自家的农业产品，只有 %的妇女可以定价，且一般仅限于蔬菜、鸡、鸭等不很贵重的小东西。

哈尼传统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名目繁多的禁忌，“哈尼族的禁忌涉及生产、生活各个方面，浩繁多样，一年365天，有100多天属于忌日”[4]。妇女的行为模式、权限也集中得反映在禁忌之中，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些禁忌多数产生于父权制时代，涉及女性的禁忌大都带有歧视妇女的成分。我们在农户家吃饭，妇女从未上过正桌；家务、背柴等“女活”，男人大都不管；各村寨每年“祭龙”，妇女不能参加……妇女身份低下，对当前妇女人身权的保障产生不利影响：第一，家庭暴力为社会所接受。问卷结果统计，认为丈夫可以打妻子的占 %。者俄一户贫困家庭中，妻子在生育了两个孩子后不想再生，就受到丈夫的打骂，并强迫她生育，两次被政府强制引产。对此，村干部的态度是，只能及时制止怀孕，至于打妻子，没办法管。第二，女子受侵害后，多通过男性解决。问卷中妇女回答受侵害后自己解决的仅有20.5%。

3、妇女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教育权利没有得到有效保障。

由于妇女在家庭中就处于较低的地位，所以更难在社区中发挥作用，据问卷结果分析，仅有45.5%的妇女参加了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低于男性的78.6%；认为妇女可以作村长的仅占52%，而100%的人都觉得男性理所当然能够担任村长。绿春县167名人大代表中，有41名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5%；现有21名副科级以上的女干部，仅占全县副科以上干部总数的10%。

妇女受教育水平低，也影响了妇女参与管理社区事务的能力。随机抽样的23名妇女中， 有11人从未上过学，占47.8%；被问及的哈尼妇女中受过初中（包括正在上初中）教育的只占22.2%，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为5.6%，而被调查的哈尼男性中相应的比例则是29%和17.6%。下图是根据牛孔男女受学校教育情况制作的：

愚昧，令妇女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她们一方面看到了外界文明的“繁荣”，却又缺乏对隐藏在这种文明后的种种复杂问题的抵抗和免疫能力。在被访问妇女中，知道妇联的只有52.2%。绿春刑事案件中最突出的是拐卖妇女案件，人贩子利用妇女的无知和当地的贫困，向妇女宣传外面世界的物质文明，令许多妇女受骗上当，93年以来，已经有 名妇女被拐卖到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其中年龄最小的仅有12岁。

如前所述，妇女承担着从家务到田间管理的大量劳动任务，生产技术的低下更令妇女整日辛劳，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没有条件得到休息。问卷结果显示， %的妇女在怀孕期必须从事重体力劳动，有的妇女甚至在田间生下孩子。整个者俄村公所有610户人家，只有两名懂得接生的人，绝大部分妇女在家中生产，只有出现难产情况时才到卫生院，而从村寨到达卫生院至少要走三、四小时的山路。

妇女卫生条件恶劣，大多数妇女不使用卫生巾一类用品，97年牛孔乡卫生院抽查的50名妇女中，患有各类妇科病的有18人，患病率高达36%。另外，政府卫生部门工作不得力，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据“绿春县1998年上半年妇幼卫生工作总结”，98年上半年妇女病应查人数为4604人，实查1792人，官员和医护人员只重视计划生育任务的完成，而忽视了保障妇女生育健康权利的工作。

总体上妇女们仍圄于传统习俗的规范之中，但不同地区也在发生着变化。如外出打工问题，虽然大多数人（67.34%）都认为妇女还是留在家里务农好，但不同地区已经由了差别。者俄所辖位于高寒山区的者瑶寨还没有妇女出去打工，者俄则已有个别在省城餐馆里打工的女孩，洛瓦近几年不少妇女已在县城作了女老板。妇女在生产过程中的权利范围也在渐渐扩大。

首先，历史上恶劣的社会生活条件形成的男女不平等、男尊女卑、父权、夫权的观念，为妇女在本民族法律文化中的地位和评价奠定了基调。哈尼族自古面对的自然环境都是较为恶劣的，就绿春而言，哈尼族大都居住在海拔1000米至2000米的山区和半山区的缓坡地带，气候炎热，四季雨量分配不均。在这种生产模式下，谁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大，谁的地位就高。据《绿春县志》记载，过去哈尼人象伐林开荒、耙田耕地等活均由男性来做，锄头、犁、耙、镰等生产工具也都由男性准备，妇女主要做写家务活。女性由于生理上的特征，作用和贡献自然就不如男性，男尊女卑也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所谓“村落文化”，是指“以村落为依托、以处于同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的人群（即一定的社会组织方式下的人群）为对象、以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为准绳进而形成的典章制度、约束机制、行为规范、审美理想的文化模式” 这种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意识形态、行为模式依照文化的自身性格来规范人的活动。

其次，封闭保守的村落文化使得妇女难以接受外来文化。“尊重传统”一旦趋于极端，必然导致排斥外来文化，有关妇女权益的问题的解决依旧按照传统习俗解决。据调查， 年 结婚的夫妇共有 对，而登记结婚的仅有 对，大量的离婚官司判决中的财产划分，实际都是按照哈尼民俗进行。绿春县人民法院的一位法官说：“只有这样判，才能让双方都服气。”传统文化对法律都如此排斥，外界的其它文化因素进入人们心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其次，法律实施上的缺陷。法律必须具体运用于实际中才能发挥其作用。执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纠纷是否能够得到完满的解决和法律尊严是否得到维护。执法人员的数量和素质、执法经费的多少执法好坏的客观条件。第一，执法人员素质偏低。“法官就是法律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大门。”法官（及其它执法人员）的素质低了，要理想地保护妇女权益自然就难了。我们调查到，绿春县人民法院38名工作人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4人（其中两人是自修），有29人是军队的转业干部。第二，执法人员和法律工作者数量不足。以牛孔乡为例，全乡 人口， 个自然村，却只有两名司法员，他们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下乡，仍有许多村寨从未去过。第三，执法经费严重不足。例如，县公安局干警的差旅费无法报销，解救被拐买妇女的经费长期得不到落实，而大兴镇司法员至今还没有一本《婚姻法》，调解纠纷时还要四处借阅。这些状况如果不及早改变，进一步保护女权只能是一句空谈。

三、民族贫困地区女权保护的对策研究

1．大力发展林木（包括竹）、茶叶、草果等重在管理的产业，提高妇女原有“管理”劳动分工的作用。山区脱贫，发展林业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绿春今年也将林业发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这一类产业的重点在于管理的过程。妇女传统的劳动分工就在于田地的管理，只要政府适当引导，妇女在这些新产业重就能发挥重要作用。绿春已经出现了一些由妇女承包的“三八林”和“三八茶园”，应予以大力推广。

2．发展庭院经济，鼓励农户饲养猪鸡牛羊等家畜家禽，并充分利用非耕地资源，在房前屋后院中栽种水果、蔬菜等。遵循与上一做法相同的思路，发挥妇女原有劳动分工的作用，使妇女的劳动能够创造出既得的利益，成为脱贫的生长点。

3．鼓励妇女从事餐饮、运输等第三产业，使妇女在家庭中与男性有新的合理分工。调查中了解到，妇女从事餐饮、运输（主要是小型客运）已经被社会认可，政府可以采取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妇女继续向此类方向发展。

4．必要的观念教育。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男性在农业劳动中的那部分分工在刀耕火种时代的重要性已经渐渐降低，但观念中依旧对这些劳动赋予畸高的地位。因此，必须适当进行一些宣传，引导人们走出观念的误区。

1．在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注意吸收女工，把妇女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绿春乡镇企业是以茶叶和林业加工为主导的，女性的心理生理条件在这些行业中并不居于劣势，应注意尽量提供女性进入乡镇企业的机会，把她们从原有的田间劳动分工中解放出来。

2．发展旅游等有利于突出女性优势的产业。纵横交错的水网、连绵的梯田、特殊的民族风情以及各种珍奇的动植物，都是绿春旅游业的潜在资源，旅游业是绿春经济发展的一条可选道路。女性在旅游业中拥有天然的优势，应充分加以利用。

3．建立规范的女性劳务输出体系。女性只有走出家门，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拓展自己的思维，但绿春妇女常常被外地人以打工为名拐买到外地，致使许多家庭不愿让妇女出门打工。只有建立规范的女性劳务输出体系，提供中介服务（职业介绍、就业咨询）或通过签约有计化地组织妇女（尤其是未婚的）到发达地区打工或培训，才能让妇女放心大胆地面对新的劳动领域。

1．逐步改造和革除岐视妇女的各种禁忌、生活习俗、风俗礼仪；弘扬哈尼族村寨中的友爱互助精神，形成关心、帮助、尊重妇女，保护妇女的社区新风气。对歧视妇女的禁忌、风俗必须加以甄别：有的纯属习惯，已经不对女权造成实质影响的可以保留；对一些可以改变内容，以保障女权的可保留形式，对内容加以适当改造；还有一部分确实直接侵害了妇女权益的禁忌，则应以渐进方式予以革除。

2．通过普及影视，建立村活动室（内设报刊杂志等，洛瓦有成功经验），鼓励闲散妇女外出打工等方式，让妇女吸收优秀外来文化，逐步实现民族传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认同。

1．生存教育为主，应试教育次之。学校根据学生年龄差异而在教学内容有所不同。可根据当地情况教会学生使用先进生产工具，介绍优良品种，当地经济作物栽培，高效养殖技术等。生存教育授课教师可由农活科员或者职校学生充任，也可以请专家、致富能手、劳模不定期开课。教师可能亲自示范，并严格要求学生实践。另一方面对应方试成绩出色的学生专门培养。如此，则更符合民族落后地区实际状况，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教育的价值有望实现。

2．职业技能教育与文化教育并举。文化教育以脱盲为目的，控制并减少文盲尤其是女性文盲。扫盲改乡办、县办为村（公所）办，县乡派员检查指导，符合国标后颁发证书。职业教育可根据各自不同情况，由县、乡、村三级共办，增加正规职教数量，保证相当妇女接受生产技术、实用技术等培训。

3．增加妇女特别教育。妇女特别教育以性知识介绍、妇科病防治、五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更年期）保健以及避孕节育、优生优育、幼儿保健为主要内容。方式应灵活多样，个别教育和集体教育结合，村公所卫生员日常教育和县乡医护人员专题教育结合等。

1．制定与宪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相配套、切实可行的行政法规或政策措施和变通规定，使维护女权的法律更易于操作和实现。自治地方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结合民族特色，制定一些具体的措施，使国家法律的普遍性条文能够适用于具体民族地方。

2．充分利用“村归民约”一类最直接调整村民生产生活的规范。目前，“村归民约”已经成为绿春哈尼人日常生活生产关系的重要手段，村民对其认识较多。在村规民约中增加女权受到侵害后的补救和惩罚性措施，可以令国家法的精神融入习惯法中，使习惯法逐步与国家法接轨。

1．解决法律实施中经费、人员等问题。要保障女权，首先必须提高执法者（如法官）和法律宣传者（如妇联干部）的素质，加强人员配备、充实经费。例如绿春这样拐买妇女问题严重的地区，应配备专人、设立专项资金保证执法工作的开展。

2．增设派出机构（如派出法庭），及时解决女权保障中出现的问题。这样一方面可以及早制止早婚、买卖婚、近亲婚等违法行为，打击拐买、虐待、侮辱妇女和溺弃、残害女婴等犯罪活动；另一方面也可及时宣传国家法律，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

1．建立妇女社会保障机构。第一，逐步建立社会救济制度，针对被遗弃的妇女、女婴、残疾妇女、老年妇女，建立儿童福利院、敬老院等福利机构。第二，加强妇女卫生医疗保障，建立健全各级卫生机构，加强乡卫生院产科建设，改善医疗条件，提高妇女入院分娩率，预防各种妇科疾病的发生，及时提供妇女卫生保健和计划生育的药品药具等。

2．引导村民实施以弱智、残疾、老龄妇女和受侵害妇女为对象的社区救济。哈尼族村寨中户与户的关系十分紧密，人们对有困难的人都十分照顾。政府可以适当引导并资助各村寨组织自己的社区救济。使上述妇女心理上得到安慰，经济上得到帮助。例如，以村委会为主要组织机构，组织村民对上述妇女予以特别关心和照顾，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家庭予以经济支持，对受虐待的女童和遭受暴力的妇女给以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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